六次会议,周恩来举荐毛泽东领导红军

中国史故事

三、遵义会议的延续

苟坝会议

遵义会议后,中央军委纵队于1月19日离开遵义向赤水地域挺进。28日,红军在土城与川敌郭勋祺、廖泽旅一部遭遇,由于没有摸清敌情,原来以为敌人只有四个团,实际超出一倍;同时低估了川军的战斗力,分散了自己的兵力,致使这次战斗失利,红军不得不放弃原定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赤化四川的计划,于29日拂晓前与敌脱离接触,在土城、元厚等渡口西渡赤水河,向云南扎西。

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中央政治局以决定的形式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已经过时的错误军事路线,采纳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西进战略方针。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同时,会议还决定渡过乌江到遵义地区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黎平会议,毛泽东提出的战略转移方针以中央领导集体意志的形式确定下来,从而为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开创全党全军领导新局面

主持黎平会议,把毛泽东西进贵州在川黔边建根据地的正确意见,变成中央政治局决定,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鸭溪会议
1935年3月4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后,中革军委在贵州遵义县鸭溪镇召开军事会议,在会上成立了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经张闻天提议,委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10月被推行“左”倾路线领导者免除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之后,重新担任红军领导职务。

关键时刻,王稼祥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同时,他严肃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接连失败,“就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实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

在这十分危急时刻,12月12日,中央部分领导人在湘黔交界的通道县城举行紧急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有领导长征的“三人团”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中央政治局侯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共7人。毛泽东参加这次通道紧急会议,是朱老总和周恩来把毛泽东请回来参加中央负责人参加的第一次会议。这是毛泽东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第一次改变了“加里宁”的身分,参加军事决策会议。康克清在其回忆录中对此事是这样回忆的:“出了老山界,来到湖南境内,不久走到通道县的一个村子里。……中革军委在这里临时开会,研究下一步红军行动计划。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在群众的强烈呼声,老总和周恩来的推动下,会议破例请毛泽东参加。他在会上分析形势作出判断,提出改变红军原定北上湘西北同二、六军团司令部会师的打算,避开敌人为红军设下的口袋阵,向西进入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争取红军有个喘息和整顿的时机,尔后再定停止。”毛泽东对极其严重的敌情进行了分析,认为鉴于在去红二、六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红军已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建议转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这对改变原定北上湘西北,向贵州进军,发挥了重要影响。在通道,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中央红军按会议精神进军贵州,打破了具有“处理一切”权力的“三人团”的权力结构。“三人团”开始分化。周恩来和朱老总一起,促使博古、李德几年来第一次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进军方向,开始对中央的战略发生了重大影响。

一、遵义会议的前奏

黎平会议

经过三天的议论,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作出如下决定:“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结束后,中央常委开会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恩来同志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充分信赖,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助手的地位,让毛泽东同志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可以这样讲,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期间所作的努力,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会后所说的那样:‘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第二个议题,在政治路线解决以后,会议重点讨论研究军事行动问题。会议认为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设想已经不现实了,会议决定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改向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不久,1月20日,中革军委按照遵义会议精神制定了中央红军《渡江作战计划》,中央红军向赤水中下游地区靠近。这一战略决策,成为后来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转战“四渡赤水”的序幕。

张闻天的发言,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基调。张闻天作的这个“反报告”,也是他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的标志。由此不难看出,张闻天的“反报告”是遵义会议上的主导意见。

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它的目的之一,是检查在第五次反“围剿”与西征中军事指挥的经验与教训。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与博古的态度截然不同,明确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从主观上作了检查,承认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丝毫不推卸责任。同时,他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杨尚昆在其回忆录中谈到此事说,“他出以公心,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这种正确态度,对扭转会议形势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随后,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也先后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杨尚昆后来说:“当毛泽东同志作长篇发言集中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后,周恩来同志又不计个人得失,以他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具有革命胆略和卓越军事才能的毛泽东同志参与领导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这对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中记录着:“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

会理会议
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凉山州会理县城郊铁厂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有关形势的报告,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了运动战略正确思想。会议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朱德军事指挥和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坚持了正确的军事路线。会理会议是长征中一次重要的会议,它统一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思想,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延续。

扎西会议

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周恩来功不可没。

遵义会议开了整整三天,中央政治局在政治、军事方面更高程度地统一了思想,解决了路线方针问题,研究了新的战略方针。但是由于战情紧迫,红军迅速离开了遵义,踏上了北进的征程。遵义会议讨论研究的三个议题,分别都没有完善,有些决定没有来得及落实。如《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还没有起草通过、军事上战略转移的方针还没有出台、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没有新的分工、毛泽东具体职务还没有安排等等,这些善后工作都是在后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或中革军委会议,才落实解决的。

遵义会议

1934年12月初,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后,红军总参谋部立即对各部进行清点检查,并向“三人团”报告:所有部队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周恩来沉重地将总参报告递给了李德和博古。他们两人看完了报告,沮丧无奈,沉默不语。周恩来又把报告递给了朱德。朱老总悲愤地说:“不到两个月,就损失了五六万人哪!这支部队是我们从井冈山带出来的,一步一步发展壮大起来的,是多么不容易哪!这样,一下子就被国民党搞掉了五六万,这是对中国革命的犯罪啊!”在一旁休息的洛甫和毛泽东听到朱德的话语,连忙过来看报告。洛甫对李德和博古说:“你们是谁的意见都听不进去,就知道一意孤行,现在是不是应当讨论总结一下了?”毛泽东说:“我看仅仅讨论和总结还不够,应该追究责任!”朱德、毛泽东和洛甫的话代表了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心声。

⑧石仲泉:《从转折走向辉煌——苟坝会议研究文集》第2页,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一是周毛谈话,他们认为由博古继续领导有困难,如果调整党的总负责人,按当时的形势理所当然应该由毛泽东担任。但是,毛泽东提出由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这个考虑顾及了各个方面,包括共产国际因素。

12月18日,由周恩来主持,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讨论红军今后战略方针的会议。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注:

在博古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之后,毛泽东就长征以来的各种争论问题作长篇发言。如此一来,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一场严肃而深刻的党内斗争,就摆到桌面上来了。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又在瓮安的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王稼祥、邓发、李德等。周恩来主持了会议。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李德、博古提出的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指权,从组织上改变了李德取消军委的集体领导、压制军委内部不同意见个人包办的状况,为开好遵义会议进一步作了准备。

遵义会议作为中共党的历史上一个重要会议,不是一个独立的会议,它是由若干会议组成的会议群。这些会议,紧紧围绕遵义会议精神,既和遵义会议有密切联系,又具有会议自身的时代特点,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道路的艰辛,在曲折中前进的历史轨迹,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光辉历程。

橘子园中担架上的谈话,使原来在黎平会议决定的在遵义地区召开会议又增添了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即要求进行人事上的变动。由此,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通道会议,请毛泽东参加,给毛泽东提供了阐述自己意见的机会,改变了进军方向,转兵贵州

⑤蒋建农:《长征中石厢子会议的重要历史地位》,载《军事史林》2013年第1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主办。

针对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所作的辩护,张闻天首先站出来发言,矛头直指博古、李德。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揭露他们试图推脱罪责的本质。这被视为对博古报告的“反报告”。

2月5日,红军到达滇、黔、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小村庄,这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政治局在这里开会,决定以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博古改任“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

石厢子会议
1935年2月3日至2月5日,中央军委纵队一渡赤水后到达四川古蔺县水潦镇石厢子场(今四川省叙永县石坝彝族乡),并在此整休。中央政治局在此期间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落实遵义会议没有完成的政治局常委分工和研究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一文中回忆:“从土城战斗渡过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③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书里说:“在遵义会议之后,长征的许多事情有了头绪。二月五日,红军抵达黔滇川三省交界处的一个名叫鸡鸣三省的小镇时,博古的中央委员会常务书记一职便悄悄地由洛甫代替了。毛正式被指定‘协助’周恩来作军事决策。”④党史专家蒋建农认为:“石厢子会议决定了三件事情:一是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二是关于苏区中央分局今后的行动方针和成立中革军委中央苏区分会;三是调整并确定中央红军新的进军方向。”⑤石厢子会议与遵义会议的关系十分密切,完成了遵义会议未来得及进行的中央领导权交接和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在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遵义会议独立自主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

出席猴场会议,巩固了黎平会议决定,排除了李德,为开好遵义会议进一步作了准备

②刘伯承:《回顾长征》第4页,《星火燎原》选编之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
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3月10日,周恩来在苟坝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周恩来回忆说:“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样指挥,还是成立几个人的小组,由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毛泽东在1967年1月22日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讲到: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虽然是作为周恩来的“帮助者”,但此后的军事行动,周恩来尊重毛泽东的意见,不攻打打鼓新场,就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再三建议而说服大家放弃的。此后的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西进云南,巧过金沙江,跳出敌军的包围圈,毛泽东书写了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这也是与周恩来尊重毛泽东,全力支持毛泽东分不开的。有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大多数领导人的支持,遵义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中国革命从此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前后,从1934年12月12日的湖南通道会议到1935年5月12日的四川会理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独立自主地解决长征途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确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是有了这些会议,才使中国革命从转折走向辉煌,让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熟,让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这一系列会议,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的铺垫和准备,那么后来的石厢子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就是遵义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修订发扬和全面总结。前者主要从宏观上解决了领导路线的问题,而后者则从细节上解决了权力交替、人事安排问题,军事上成功地运筹了“四渡赤水”,使中央红军转危为安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移。

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坚决表示反对。当天晚上,毛泽东又找到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反对的理由。

毛泽东鉴于敌人在湘西南地区布置重兵的情况,力主放弃北出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他将此意见与洛甫、王稼祥商量后,由洛甫向周恩来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建议。周恩来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并向博古转达。起初,博古不同意。周恩来说:“洛甫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是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们三人有权建议召开会议,而且他们的意见我也赞同。现在是扭转危机的关键时刻,趁敌还没上来,我们抽空召开个会议,统一认识、明确方向并作个决定。这样,有利于红军今后步调一致的行动。”此时的博古已不完全信赖李德,对执掌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大权,也已有些心灰意懒,就顺水推舟,未与李德商量,便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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